第一次聽到周先生是在展前會議中，我們正襟危 坐、屏息凝神連接到在洛杉磯某條街道上行走的他，等 待“嘟……嘟……嘟”后虛弱的“交代”，不料一聲中 氣十足的“Hi”打破了沉寂，之后的半小時內，他聲音 飽滿，語速極快，用的是周氏演講體（而后我發現他與 人交談時常常能用“演講體”），會議結束時他說“我 對此次展覽太興奮了，太期待了！”
第二次聽到周先生時我匯報了一大串的工作并 等待他批復，而他只是用不大流利的中文吐出幾個字 “我信任你！我的身體和精神都交給你”，期間他還向 助理請教這么說是否語義清晰。于是，我開始破除對 “大人物”的迷信——一定是脾氣差又目中無人的，而 建立起另外一種迷信——是儒雅、謙遜、不知疲倦以 及對于所有負能量的漠不關心。
從洛杉磯到北京，要坐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機，我 在他的日程表上給他留足了6 個小時休息，他卻徹底顛 覆了“年輕人對老人的預期”，放下行李帶著飽滿精神 就來到了UCCA，他拒絕官僚的“握手儀式”，而是一 拳拳打向我們，用“Hey哥們兒”的方式給所有的工作 人員問好。隨后的幾天，他展示了一個生理健康書上的 “保持心臟的平穩”的不一樣的老年形象，并砸了養生 雜談里“中醫告訴你，忌辛辣以及大怒”的雞湯招牌。
“您需要休息一下嗎？”當我問出這句話時，多半是 我已經體力不支。“不休息，next ！”“下面沒有采訪了 嗎？”，“我們可以把采訪再提前半個小時”，“沒關系， 喝杯水可以再繼續”，我從來沒有安排過這么多的采 訪和拍攝，對他好奇的人絡繹不絕地拜訪，每一次他都 能用“剛拆封的自己”對待。
我沒有見過周信芳先生，卻能通過將錄影中的周信芳先生和現實中的周先生之對比而確信二人的血脈 關系。周信芳先生的派別在京劇里最難，說話前要抬起那幾斤的胡子，聲音要穿過那層層“黑瀑布”，但這 不容易的怒吼卻是最能使聽者耳道顫動的。
周先生和他的父親一模一樣。
展前 10 天，他是個“難對付”的領導
周先生這個年過 7 旬的老人不止一次稱自己“有 點兒幼稚”，他“頑”——說自己剛接受了整容手術，所 以才看起來如此年輕，但卻“不童”——對待一切與 藝術相關的事他其實很兇。
“這個地方不行”，清早他指著一個展柜說。 “這個展架里面的照片需要晚上用布面遮起來防
止氧化，國外的美術館都這么做，照片暴露在燈光之下 很容易損壞”，快到正午的時候辦公室員工陸續在打 卡機面前圍堵，等我剛吞下五個肉包子走入公司大門 時，周先生已經和夜班同事工作了一上午。他不是個難 以親近的人，閑余之時笑話講得很好，只是工作的時 候他多半是不笑的，總是皺著眉頭打量周遭找出下一個 “不對”，布展期間你很容易找到他，不是在和別人談 藝術就是在展廳里反復徘徊，他的滿格“工作狂狀態” 從不需要咖啡因來填滿。
周先生要求之嚴格讓我想起了我外公那一輩在國 內土生土長的老人，認真、執拗、愛國，談起祖國和自己 心愛之事的時候臉要漲得通紅。與他的父親周信芳一 樣，周先生也是個“過了虎度門就繪聲繪色”的人，虎 度門是京劇的“出世”和“入世”的入口，周先生的虎 度門是“藝術”，踏過關口，就要時刻保持嚴肅專業。 當記者采訪他，他要求他們熟讀背景材料不問敷衍的 問題，講起早期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歧視，他要敲桌子， 要站起來，要面紅耳赤，他的兩撇胡子和兩行眉在他講 到藝術和講國家時如同遭遇狂風大浪，晃動得厲害。
